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被誉为“河防堡垒"的杜八联有一个山村叫泰山庙村，村里有一户杨姓人家，女主人叫杜元华杜元华（1902一1974）。
杨家在当地是一个大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家中有60多口人，土地300余亩、瓦房、窑洞60多间（孔）；大小牲口7匹（头）；还开有粉坊、染坊、油坊和两个中药铺。
杜元华的丈夫杨之海是革命党人，时任济源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是一个热心公益、崇尚教育、清正廉洁，奉公执法，深受百姓爱戴的人。因忙于公务，杨家的大、小事务都由妻子杜元华操持。这个贤内助名扬四方，被称之为“革命妈妈，英雄母亲”。
贤妻良母撑起苦难家庭
1902年，杜元华出生在邻村一一桥沟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生活困难。在其父母的带领下自小就养成手脚勤快、热爱劳动、性格刚强、勤谨勇敢、生活节俭、奋发图强的个性。嫁给杨家长子时，公婆年事已高，作为家中长媳自然接过主持家务的重任。她要上对长辈下对后生，以贤妻良母之心，勤俭持家。从此她凭借着一双勤劳的双手，带领一家人早出晚归，日夜操劳，经营和管理着农副业生产。家中事务井然有序。农忙时，全家老少都是劳动者，孩子们也不例外。生活较为宽裕。1930年后，天旱无雨，粮食歉收，国民党苛捐杂税名目增多，百姓不堪重负。加上土匪横行，军阀混战，家境每况愈下。一年中往往缺少一个季度的口粮。仅依靠丈夫微薄的工资收入买粮或向亲戚借粮难以维持这样一个大家庭的正常生活，杜元华就组织家人采集各种树叶、野菜加工储存，节制度日。
1938年2月，日本鬼子占领济源县城，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天灾人祸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野菜树叶采光了，饥饿的村民开始剥树皮，刨草根充饥。那一年三月，杜元华的丈夫杨之海因工作劳累，更忍受不了日寇烧杀掠抢的蹂躏和官府苛捐杂税的掠夺，精神上受到打击，一病不起，不久身亡。家里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支柱，生活越熬越艰难。1942年春天，豫北地区发生了大面积春旱。5月21日，日本鬼子又占领黄河渡口，大搞无人区。老百姓有地不能种，有家不能回。杨家遭受同样的磨难，纷纷逃避。杜元华无处可去，只好带着十岁的小儿子和不到六岁的小女儿，逃到离家5里多路的后沟，在一个破窑洞里度过了数日。后来大批难民从四面八方涌向渡口，盼望着过河求生。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渡口不让开渡，致使黄河岸边出现了难民潮。树皮草根吃光了，灾民们饿死很多，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到第二年的三月，杜元华先后有三个亲人被活活饿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杜元华让能走出去的弟弟、弟媳们，各自带着不会劳动的儿女，一担两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此，这个60余口人的大家庭分崩离析，四分五散，自谋生存。
杜元华外出逃荒期间，经常要不到东西吃。一天女儿饿得直哭，杜元华萌生了卖掉女儿的念头。女儿知道后，紧紧抱着她的腿哭，死活不跟人家走。儿子含着眼泪跪在她的面前求情：不要把妹妹卖掉，家里只有一个妹妹，只要能要到吃的都留给妹妹吃。杜元华含着眼泪说：“走，咱们回家去，要死也死到一起。”
1944年春节前夕，在外难以生存的人们陆续回来了。杜元华也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家里生活同样苦不堪言，多日揭不开锅了。在八路军当兵的二儿子杨廷楷得知家里情况后，费尽周折弄到30斤谷子和秕糠，在年三十的晚上，由山西部队赶回，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有一天，一位老人赶着一头毛驴，驮着半袋子小米来到家中，说是西边（指共产党）让送来的。说完话，放下口袋，连姓名也不留就走了。生死关头，这点粮食救了一家人的性命！杜元华时常对孩子们说：“共产党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呀！”
革命妈妈一片丹心报党恩
泰山庙是济源县公立第十六完小的所在地，是杜八联革命的发祥地，也是中共济源县委的秘密办公地和活动中心。杜元华一家住在学校附近受革命思想影响很深。
1934年夏天，在十六完小进步青年程远谋的号召下，杜元华的子侄杨廷桃、杨廷标、杨廷柏、杨廷栋积极响应，同劣绅杨淑芳、琚成军进行斗争，迫使他们放弃了泰山庙十六完小领导权，让进步力量占领了学校阵地。杜元华十分支持孩子们的革命行动。在家里她尊老爱幼是大家庭的主心骨，感召力强，倍受全家人尊敬。在外面和乡邻们互帮互助，友好相处，这个大家庭在当地很有威望和影响力。群众基础好，政治上可靠，他们家很受党组织的信任。家中粉坊院的新窑洞成了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基地，家庭成了革命堡垒户。县委的重要会议、杜八联“抗日革命十人团”成员举行的秘密宣誓仪式、唐天际司令员在杜八联听取工作汇报等都在那里进行。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杜元华主动站岗放哨，密切注视周围动态，还经常教育孩子们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
1938年秋，地下党组织指派女共产党员夏玉华和刘玉娥，以十六完小教师身份到杜八联开展工作。为方便她们的工作和生活，县委安排二人住在杜元华家，她欣然接受，还让她俩和自己同住一个窑洞，生活上给予关心和照顾。长期的目睹耳染，杜元华渐渐明白了不少革命道理。她敢于冲破封建的传统观念，要自己的儿女们不订娃娃亲，女儿不缠足。还说服弟媳们，使侄儿侄女如此照办。1939年秋，夏玉华、刘玉娥被上级调走后，又指派张秉青和王玉琴（即王毅，时任县委书记刘雪尘的爱人）到杜八联工作，仍住在杜元华家里。白天，张秉青、王玉琴二人经常召集进步学生在新窑洞里开会，商量事情。每当这时，杜元华都会主动拿个鞋底到门口，坐在石头上，一面纳鞋底，一面望风瞭哨，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通知孩子们转移。晚上两位老师在家里举办妇女识字班，讲革命故事，启发妇女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宣传抗日救亡活动。杜元华都主动参加，还动员弟媳、侄女和村里的妇女参加。
1939年初，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根据上级地下党组织“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做好统战工作”的指示，济源县地下党组织在不公开的情况下，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在杜元华家里成立一个家庭党支部（当时她家的党员人数已达14人），就在家里开展活动。这是济源史上唯一的一个家庭党支部。党组织任命杜元华的侄儿杨廷柄为党支部书记，儿子杨廷楷为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侄女杨廷珍为宣传委员。期间，这个家庭党支部又先后发展8名党员，并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开展工作。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1942年5月，日寇占领了杜八联，修炮楼拆毁了泰山庙，十六完小被迫停办。当时县委的一些重要会议还常在杜元华家召开，引起了汉奸特务的注意。一天，同志们正在开会时，杜元华发现一个陌生人在家门口转悠，形迹可疑，她立即通知同志们转移。不出所料，那个陌生人领着陈岭炮楼的一队日本鬼子和皇协军到家里抓人。原来那个人是个汉奸特务，发现这个院子进了几个男人，就向陈岭炮楼的日本人告密，说她家有八路藏有枪支。经搜查没发现可疑东西，鬼子们就把杜元华抓到炮楼进行拷打，逼问进她家那几个男人是谁？她回答是自己儿子和侄子们在地里干活，回来吃点东西，又下地去了。关于枪支，杜元华一口咬定，说不知道。敌人把杜元华审了一天一夜，酷刑用尽，毫无收获，才把她释放回家。
杜元华家是秘密情报站，南来北往的情报都要从这里传递。每当同志们到家里来，她都安排好吃住，生怕怠慢了同志们。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家里的生活尽管也十分艰难，节俭度日，可对待家里来的客人，尤其是革命同志，从来都不吝啬。宁可自家人不吃，也不能饿着同志们。地下党的同志们都十分感动，称她是“革命的好妈妈”。
英雄母亲名载乡里扬千古
杜元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怀着一颗对党感恩的心，在中华民族危机的困难时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4年秋，她得知自己的四儿子杨廷楠被敌人杀害后，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告诉其他孩子们，干革命就会有牺牲。之后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送上战场，而她一个人在家里孤苦伶仃，忍受饥饿，苦度时光。
杜元华十分重视孩子们的培养教育，支持子女们到泰山庙十六完小读书学习，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教育。在她的鼓励、支持和影响下，这个家庭满门忠烈，英雄辈出。建国前家庭成员中有22人加入中国共产党，25人参加革命工作。杜八联“抗日革命十人团”成员中她家中有两人参加。有8位亲人参加自卫团，17位亲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其中杨廷柏、杨琦（又名杨廷棋）、杨廷桃、杨廷标、杨廷朴、杨廷柱、杨廷珍、杨丕栋9人在革命队伍里锻炼成长为团职以上领导干部。她自己的8个孩子，有7人参加革命工作，5人是革命军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家有5位亲人战死沙场。家中获得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枚、三级解放勋章四枚、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两枚，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一枚，抗美援朝功勋章一枚，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远离杜元华的儿女们经常写信问候或回家看望母亲和伯母。她总是告诉孩子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不要忘本，要努力工作。教育好自己的后代，好好学习，将来接好革命事业的班。
1974年，操劳一生的杜元华积劳成疾，病倒了。病重期间，她对从外地回来看望她的子女们说，你们是国家的人，都有工作，很忙。我没有什么大病，赶快回去，把工作干好，我就放心了。当时医疗条件还很差，尽管积极治疗，也未能挽回她的生命。
是年9月1日，杜元华永远离开了牵挂的孩子们。但她对这个革命家庭所做出的贡献后辈们永远不会忘记。她虽死犹生，精神常在。她的光辉形象永远印在人们的心中。（李继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