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1981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城关派出所召开违法青少年帮教会议，突然接到县局打来的电话：“速到局长办公室报到。”
我脑子里飞快旋转：“一定有重要任务。要不，局长不会隔着股长召见我的。”
我下意识地“咔哒”一下检查了手枪弹夹。当时，卢氏县公安局50多号干警，人人都配发有手枪，要求随身携带。
我气喘吁吁地赶到卢氏县公安局张全喜局长办公室。他用探寻和惊奇的目光扫了我一下说：“县委通知你即刻到县委招待所等候曹靖华大师接见。”
“曹老要接见我。这是真的吗？这难道是做梦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通知的时间提前10分钟赶到了县委招待所北楼的大门口。洛阳地区文联筹备组主要负责人李清联老师在大门口正等候我。
我是不久前在洛阳地区文联筹备组于地委党校举办的20天文学创作学习班第一次认识李清联老师的，他是50年代闻名的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诗人，瘦高的个子，古铜色的脸庞，刚接触，给人以冷峻的感觉，处事后，方知李老师像拖拉机一样，外冷内热，一旦点火发动，浑身都蒸腾着热浪。
原来，洛阳地区文联主办的最新一期《洛神》杂志刊登了曹老的一篇散文，有幸也刊登了我的短篇小说《火祭》，用的笔名是白昼。我是1972年12月参军，在部队和退役后还曾用过田园、鲁尔实等笔名发表过一些习作。因为那个年代，业余创作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常常被莫名其妙穿小鞋。
当时，《洛神》是公开发行的刊物，李清联老师是主编，编辑部主任是许桂声老师，编辑是后来著名的作家、河南省作协主席张宇老师。李清联老师去灵宝接西安开会回卢的曹老时，杂志正在印刷装订中。当李清联老师把该期《洛神》杂志定稿清样请曹老审阅时，把《火祭》作者是卢氏后生的信息告诉了曹老。曹老说，方便了见见这个爱好文学的小同乡。
这个细节是90年代初我与曹老的女儿苏龄大姐熟悉后她告诉我的。至今想起李清联老师对我的提携和关爱，我仍热泪盈眶。
二
我激动地随李清联老师来到曹老房间的门口。突然，李清联老师叩门的右手食指在空中停了下来，左手还轻轻地向他身后的我招手示意。
曹老的房间里先是响起了《国际歌》声的开头，继而“咔哒”一声停了下来。稍顷，又响起了对话声。
“曹老的房间似乎有客人？”李清联老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按县委对曹老行程的安排，这个时间段是与你见面的。莫非......”
“悬啦！”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仿佛心脏悬在了空中。
突然，对话声“咔哒”一声停了。随之，房门半开处飘出一个女性的声音；“李组长，父亲约的小同乡到了吗？”
“大姐，到了。”李清联老师在应声中给我介绍说：“这是苏龄大姐，曹老的女儿。”
我手足无措地进到了房间，眼珠四处搜寻。
原来这是苏龄大姐的房间。李清联老师作为洛阳地区陪同接待的主要领导，规定凡县委安排要和曹老见面的人都要先到苏龄大姐的房间等候。
像是看出了李清联老师的疑惑，苏龄大姐解释说：“刚才是在整理西安会议的录音带。6月18日的预备会，恰好是瞿秋白先生就义46周年的忌日。《国际歌》的磁带是父亲特意让放的。多年来，差不多每到6月18日瞿秋白先生的忌日，父亲都要听《国际歌》的。父亲常说，是瞿秋白先生引导他走向革命文学道路的。”
历史竟是这样的巧合。6月19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陕西省文学界及教育界1300余人在西安市举行了纪念报告会。曹老就是千里迢迢应邀出席西安市的报告会之后探望卢氏故乡的。研究鲁迅先生的专家李何林同志、翻译家戈宝权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梁培兰同志和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同志等也千里迢迢应邀参加了这次报告会。
李清联老师感慨地说：“鲁迅先生、瞿秋白先生和曹老这三个文学三剑客在特殊的日子里于西安古城神交，也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这次参加西安报告会的研究鲁迅先生专家李何林先生也是这样说的。李何林先生是父亲大半生以来风雨与共的患难之交，曾托闻一多先生给父亲刻了象牙印章，父亲非常喜爱。父亲常讲，是中苏文学交流把他和鲁迅先生及瞿秋白先生结合在一起的。”苏龄大姐点头应道。
三
终于见到了我崇拜的曹靖华大师。这是真的，千真万确。曹老坐在藤圈椅上，旁边靠着拐杖，轻摇着蒲扇与我亲切交谈。曹老的房间里只有苏龄大姐、李清联老师和我四人。曹老中等个子，上穿白衫子，下着蓝裤子，脚穿圆口布鞋，虽然已耄耋之年，满头银发，但耳聪目明，气质很好，非常健谈。他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和经历，问了我创作《火祭》的一些情况。
我的习作《火祭》，写的是一个早年参加革命，暮年回家在母亲的墓前补烧“怕怕火”的故事。创作冲动源于我数月前在范里公社参加时任县委副书记、后任县长的师书宗为组长的落实“大包干”责任制的工作组，听说范里公社辛庄有个叫于相的老八路，解放后曾任武汉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的领导，暮年回家在母亲的墓前补烧了“怕怕火”。洛河两岸葬礼的风俗是要在老人下葬是日起，于老人的墓前用麦秸连烧三天“怕怕火”，意在陪伴亲人的孤魂。因此小说起名《火祭》。
曹老鼓励我，说我文学起步路子正，有家国情怀，写的是大我，写出了老年游子回乡思亲的真情实感。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职业是文学爱好者的根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多看书，多观察，多思考，多练笔。
令人感动地是，李清联老师还专门安排了我和曹老合影留念。在卢氏县委招待所北楼的门前，县委办公室的张立波叫来了专门陪同照相的卢氏县文化馆张宝玉老师拍照。
李清联老师说：“张立波是洛阳地区文联的重点作者，今天专门安排曹老与家乡的两位文学青年合影留念。”
和曹老站在一起照相，我激动地手足无措。照相时，曹老还亲切地拉了一下我的手，示意我向他跟前靠近一些。我向前挪步靠近大师，幸福地依偎在曹老的身旁，心里面热乎乎地。
白旭东（左一）1981年6月在卢氏县招待所与曹靖华大师合影
四
挥手10年过去了。我结束了近4年的警察生涯，于1982年秋从县公安局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1986年6月，到横涧乡担任乡党委副书记，1990年底到县委党史办任副主任主持工作，后任命为主任。曹靖华人物研究，是党史部门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更是曹靖华家乡党史办的工作重点之一。我有幸开始了对曹老一生的学习与研究工作，也与苏龄大姐有了较多的接触。苏龄大姐几次回卢氏家乡，我都参与了陪同和接待工作，我也成了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4号楼苏龄大姐家中的常客。这里是国家分给曹老居住的单元房，面积很大。该社区是国家副部级以上级别的人所居住的高干区，如发现、培养了雷锋典型的红二十五军老将军、曾任农林渔业部顾问的吕清就住在24号楼，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住在毗邻的22号楼。
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4号楼曹老居住过的房间里，我终于见到了10年前苏龄大姐在卢氏县招待所提到的曹老所喜爱的象牙印章。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仔细观看，章上正面用苍劲典雅的篆体字刻着“曹靖华印”。再看印章的边款，我霍然站了起来，那四行生动秀丽的行书小字竟是：
三五年夏应
何林 振华兄嫂属为
靖华先生制
一多 昆明
伟大的民主斗士、著名诗人、学者、金石学家闻一多教授，雅擅篆刻，早有耳闻，这次我又饱了眼福，第一次见到了闻一多教授的实在作品，而且是生命最后的绝笔作品。
苏龄大姐对印章边款的解说，更让我惊讶：
印章边款上的“三五年”，是民国35年，即公元1946年；“何林”，为李何林；“振华”为李夫人王振华；这二位是父亲大半生以来风雨与共的患难之交，可以和闻一多称兄道弟的名人，当时均在昆明；一多，就是毛泽东主席所称道的“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著名诗人、金石学家、革命家闻一多烈士。
抗战初年，曹靖华大师原在汉中西北联合大学教书，被中国反动派教育部解聘，“罪名”是在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等等。到了重庆，被周恩来总理安排到中苏文化协会。抗战胜利后随工作单位迁到南京。当时中国反动统治者更加凶横起来，悍然用手枪对付反对法西斯暴政的爱国人士。闻一多在昆明开展繁忙的“反饥饿、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的斗争中，还是抽空为南京的战友曹靖华篆刻了这一枚象牙印章。当年交通不便，曹靖华收到这一枚象牙印章时，却已经是在参加过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暗杀的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的追悼会之后了。睹物怀人，不禁怆然泪下。
曹老著文说，自从收到这枚象牙印章之后，多少年来，所到之处，总把它带在身边，置诸案头。这不仅是因为实用，更重要的是，睹物思人，以烈士精神自励。每见到它，总想到在党的指引下，今天生活的得来，是用无数先烈的生命作代价的啊！我们应该如何为祖国的大好未来，昂首阔步奋然前行呢。多少年来，曹老的每一部大著的扉页题字，“靖华”落款下，都是钤的这一枚象牙印章。
曹老带着闻一多给他篆刻的这一枚象牙印章，一直走到他生命的最后，住医院也不离身。1981年6月28日，曹老离开卢氏家乡到开封等地回京后，秋入北京朝阳医院治疗。是年尾，在梦中与国民党特务搏斗，摔下床受伤入院。在他没能再出来的医院里，仍然钤着这一枚象牙印章，给朋友寄他最后一部的散文集《飞花集》，直到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陪伴着这一枚象牙印章于1987年9月8日悄然离开人世。
公元1897年8月11日（清代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出生在河南省卢氏县伏牛山区的曹靖华大师，于1981年6月19日和研究鲁迅先生的专家李何林同志（即闻一多篆刻印章边款上的何林）在西安市参加了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后，于6月24日最后一次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如今，曹老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间。我深情地凝视着这一枚伴随曹老走完人生最后历程的象牙印章，拿出曹老与我的合影照片，睹物怀人，不禁怆然泪下。曹老的革命与文学生涯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
五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百年前的1921年5月，曹靖华写的一封家书从正孕育着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渔阳里寄往关山之远的卢氏县。
写家书，源于曹靖华终生难忘的1921年5月的一天晚上：30多个团员集中在渔阳里6号的教室里。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业务考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决定选派第一批骨干团员秘密前往苏联取经。
曹靖华是1921年初春，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六号的外国语学社，加入SY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代表维辛斯基来华工作。他同李大钊、陈独秀商议后，于同年夏天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其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以及后来加入的沈雁冰（茅盾）、沈泽民等人，由陈独秀负责党的筹建工作。并决定在上海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负责培养与输送一批青年去苏联学习深造，以便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骨干。
这是曹靖华第三次来上海了。第一次是1920年春，曹靖华去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他是河南省两个学生代表之一。第二次是1920年夏，他于设在河南省会开封市的省立二中毕业后，到上海的泰东书局当校对员，结识了一些作家，如郑振铎、沈雁冰（茅盾）、韦素园、蒋光慈等。是年秋，蒋光慈、韦素园为曹靖华在安徽青阳县谋到了一份教职。不久，蒋光慈从他母校安徽芜湖第五中学执教的蔡晓舟先生的来信中得知，上海新创办的一所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蔡晓舟先生曾在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随后又结识了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在蔡晓舟先生的推荐下，曹靖华与韦素园、蒋光慈一起考入了外国语学社。学社大概有三、四十名学员，为学员提供食宿，主要学习马列知识课和俄语课。曹靖华编入韦素园、蒋光慈、柯庆施（柯怪君）、吴葆萼等由安徽人组成的安徽组，湖南组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罗觉）等。浙江组有王一飞、俞秀松等。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都给学员讲课。入学不久，学员基本都加入了SY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即现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今淮海中路567弄），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冬，曹靖华来到上海渔阳里6号“外国语补习学校”就读。学校真正名字的代号叫Sr: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元月，曹靖华在渔阳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建立，俞秀松任书记，临时中央机关依然设在渔阳里6号。
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1920年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创建（今上海市南昌路100弄）。而新渔阳里6号，则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新老渔阳里之间原本有条小路贯通其间，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陈独秀、俞秀松，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等都曾在这条小道留下深深的足迹。这条路被后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小道”。
六
“曹靖华！”带队的王一飞点名。
“有！”曹靖华响亮回答，并上前三步，从王一飞手中接过一个红皮“新闻记者证”、一张出国护照，一套笔挺时髦的西装。王一飞、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曹靖华、韦素园、吴保萼等，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前派往苏联学习的第一批先行者。
第一批赴苏联的8个人，每人领到一张用俄文打字机打印的字条，领导交代说：“这就是去苏联的通行证。每个人都要妥善保存，既不能丢失，更不能暴露。通过边界之后，将它交给接应的苏联红军，他们负责安排你们下一段的行程。”并一再叮嘱：“这张字条，如果丢失，或在过境之前让白匪搜去，不仅去不了苏联，还会有生命危险。大家一定要把它藏好，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它。”曹靖华接过这像“保命符”一样的字条，着实动过一番脑筋。最后，他小心翼翼地将它用香烟盒里的锡纸包好，钉在皮鞋后跟的夹层里。
去苏联的旅途处处都危机四伏，充满意想不到的风险。国外，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虎视眈眈，从四面八方将初生的苏维埃国家团团包围；国内，白匪帮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武装割据，袭扰破坏红色政权，控制交通线与产粮区，妄图将革命扼杀在摇篮里。内忧外患，满目疮痍。
本来，最便捷的路线，是乘火车经满洲里沿中东铁路穿过西伯利亚，可以直达莫斯科。然而，从1918年5月开始，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中东铁路一带的活动之后，便关闭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这条通道，想以此限制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前从陆路派往苏联的小组，在途经张作霖控制的地区内，曾遭受过他们凶残的捕杀。后来，汲取了这血的教训，便改由水路前往苏联。
出发前，曹靖华想到此一去，关山万里，天长水远，便留下一封信和一张照片，托人寄给远在豫西山区卢氏县的父亲。另外，他还曾向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朋友辞行。沈雁冰先生得知他将去苏联，特意让夫人去菜市场买了阳澄湖的螃蟹为他饯行。
